史家之风骨  方志之奇葩

--《湘中教育志》 审读有感

孟铁城

    佘国纲先生立志私撰一部《湘中教育志》的夙愿终于如期得偿，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和发人深思的喜事，我得抢先为他祝贺。因为就我所知，这乃是当前中国第一部私撰出版的志书；况且，我是他夙愿的最早知情之一，又是他此书的第一个读者，也是他最早的呐喊助威者。而且，我和佘先生志趣相投，来往甚密，无话不说，故而佘先生编撰志书的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传闻趣事，佘先生本人殚精竭虑，全力以赴著书的感人事迹，我几乎都耳闻目睹过。大概是我做事一向细心，求全责备，又喜欢咬文嚼字的缘故吧，佘先生在此书清样打出来之后，恳求我把全书书扎实实地再审校推敲一遍。我理当欣然从命。待到掩卷遐思之时，已是感慨良多，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故而征得佘先生许可，试写几句以抒所感，也不枉审读一番，或许对读者了解全书旨意，体味书中三味也不无益处。
    不知为汁么，读了此书以后，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我惊奇地友觉：佘先生和司马迁，尽管两人相爪隔二千一百余年，不可相提并论和同日而语，在史德、史才、史识、史学各方面有高下之分，但也确有相似之处。细心琢磨，就会看出《湘中教育志》不少地方有着《史记》的投影。
    凡是知晓《湘中教育志》编撰过程的人，都强烈地感觉到佘先生有着大史公那种为实现自己的抱负矢志不渝、义无反顾的执着精神。早在1984年．佘先生便开始着手《湘中教育志》编撰的前期准备工作。十几年来焚膏继晷、默默笔耕。从搜集整理资料、实地调查考察、取景摄影、编撰校对到经费筹集，无一不是他亲手完成的。如此独力独资编撰一部志书，这在当代志书的编撰出版中，恐怕是独此一家而己。最近，我翻阅了省内外一些地区的教育志，编撰者大都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少者几十人．多者数百人。至于经费开支，据有关人员计算，成书后每个汉字总耗资在两元以上。大概正是相差大悬殊的缘故吧，所以，佘先生此举招来人们种种议论：或疑他狂，或笑他痴，或怪他僻，或斥他傲。疑他狂者，认为编撰出版此书是政府和教育部门的事，为何自讨苦吃，一人独揽？笑他痴者，责他为何不用公费，却去自己筹资，以致债台高筑？万一书不脱手，岂不名财两空？怪他癖者．说他为何不借助名人权威之力，却去求助无名之辈？斥他傲者，认为他目中无人，过于负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更多的人是投去钦佩敬慕的目光，伸出热情有力的手臂，发出助兴壮胆的呐喊。不过，佘失生宠辱不惊，总是一笑了之。
    对于佘先生私撰志韦的壮举，我是相当敬慕的，尤其是他那铮铮的史家风骨和咄咄的浩然正气，常常使我赞叹不已。为了对历史和时代负责，佘先生对事件、人物的取舍，完全按照自己的史学标准和史学原则，丝毫不受外来影响，丝毫不为利害所动．表现出一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凛然正气。所以，在佘国纲先生的《湘中教育志》里，没有半点商业广告的气味。有些单位和个人曾向佘先生表示，只要佘先生让他们按着自己的意愿刊载图照或改动单位名称，就捐款赞助。佘先生丝毫不为金钱所动，予以坚决拒绝。相反，一些看似普通的小人物，或早被人们遗忘的人物，只要能进入佘先生的视野，佘先生不但记其名，还述其事。为了对历史和时代负责，凡是存有疑问的地方，佘先生总是要弄出个水落石出，方肯罢休。正因为如此，往往是为了探索一个问题，却常常带出一串问题来；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又常常使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可以这样说，此书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份表，每一张图照，每一所学校，几乎都有一个不平常的故事。《上湘毛氏族谱·教育志》这份珍贵的资料，就是在佘先生的夫人毛氏的提议下，前后三次出访一步步顺藤摸瓜得来的。为了弄清春元中学校长蒋孝原的逝世日期，佘先生竟先后十余次查询，共找了几十人，直到弄清为止。为了把差错减少到最低限度，佘先生前后十余次修改书稿，五六次校对；清样打出来之后，又请我和杨笃易先生推敲校对；正式开印后，发现有一张胶片上的“育”字错成了“盲”字，尽管印了二千多份，还是断然毁版重印。为了编排出万多人的人名索引，佘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又从头至尾一字一句地读，一字一句地找，一个一个人名地摘抄，再一个一个地统计，一个一个地排列。这情景常使我坪然心动，景仰之至！
    佘国纲先生的史家风骨和浩然正气，还着落在他秉笔直书的文风上。审读完《湘中教育志》，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作者对湘中地方教育发展史有着深刻的洞察能力、卓越的认识能力和高度的概括能力；作者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教育特点的总结和对教育人物活动的描述，生动地、形象地、具体地、质感化地展现了学校教育的广阔画面，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教育史观，表达了他对教育功臣的热情讴歌和对教育蠢虫的无情鞭挞。
    细细品尝《湘中教育志》，我感觉到它有着和《史记》一样的文风：“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实录”。作者对历代教育制度的利弊、教育行政机构的沿革和设置，湘中地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的得失、各个学校的发展概况和变迁、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大事、教育人物的生平事迹等，都进行了追本溯源、归纳总结和查考核证，因而所载人物、历史事件与当时史实完全吻合，为我们现在和将来研究湘中地方教育史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例如，嘉庆皇帝“文不点李本敬”、新化宿儒李德邻80岁步行到长沙应试举人以及1958 年学校变成“炼铁厂”、扫盲班号称“红专大学”、1966 年11 月学校普遍成立红卫兵组织、1967 年学校发生武斗、1968 年工人和解放军进驻学校等历史大事，作者毫无忌讳地直书实录，为我们认识清代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摧残、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对教育的严重冲击，很有作用。当我读到“联合办学实为考生多出一万元，再降分录取而已”，以及好端端的群贤学校只因被强行索取而夭折的句段时，我为佘先生毫不留情地摘掉假办学真渔利者的面具而拍手称快。《湘中教育志》的“实录”还表现在大量的第一手史料的直接人志。书中不少史料都是引用原始资料，其中有不少还是原件翻拍。例如《上湘毛氏族谱·教育志》和曾国藩的《宾兴堂记》，毛泽东和郭沫若等名人手迹，罗輈重等许多教育名人的肖像照，地区教委办公大楼、春元中学等数百幅教育行政机关大楼和学校校貌实景照以及教学活动剪影，地区教委各种文件，各个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校歌，各次会考自考对联，各种花名册，各种统计图表，各种校微、校印、纪念章实物照等，从而增强了志书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湘中教育志》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强烈的抒情性。读《湘中教育志》后，我深刻地感受到：佘国纲先生除了具有高尚的史德、超群的史才、深厚的史学外，更有着非凡的史识。这种史识表现在志书中，就是作者有着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情趣，对真善美和假恶丑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并且倾注了自己强烈的爱憎感情。这种感情的表达方式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种。所谓直接抒情，就是作者毫不隐讳、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在《湘中教育志》中，佘先生以饱蘸激情的笔墨，介绍了许多为湘中教育事业立下汗马功劳、足以令后人景仰的名家耆宿和校长教师的动人事迹，对他们为教育呕心呖血和终生献身的崇高品德和无私精神给予了热情褒扬，对他们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宝贵的教学经验进行了全面中肯的总结。当我读到“家教大师”曾国藩、“女中豪杰”葛健豪、“教育之神”罗輈重、“毁家兴学”蒋孝原、“以校为家”曾广济等人物传略时，不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深深被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献身精神所感动！他们把教育看成自己的神圣事业，并义无反顾地为之献身，真是感人肺俯，催人泪下！我想，时下社会上那些以办学为名，行商贾之实的渔利者，读了这些人物传略时，也会为之汗颜的！佘先生还独具史家眼光，简介了为一般志书所不屑一顾的下层小人物的善行义举。当我读到扫盲群师吴国玺、罗教纯，铁心从教的民办教师刘自定、陈智民，捐资办学的阳风利、赵时德、朱继初、朱聘山，为抢救别人而牺牲的少年儿童曾庆平、卢红英、王依国等人的优秀事迹时，也油然而生敬意！我想，佘先生为这些小人物树碑立传，对于拯救时下世风，不是很有现实意义么？
    佘先生的间接抒情，就是运用“春秋笔法”，委婉含蓄地表达自己的爱憎感情。在《湘中教育志》里，作者针对教育界某些弊端和丑恶现象，往往不露声色地进行揭露和鞭笞，正好象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在微笑着和病人拉家常的当儿，冷不防地给病人扎上一针。每当我读到这些隐含深意的字句并领会作者的真实意图后，禁不住拍案叫绝，深为佘先生娴熟的“春秋笔法”所折服。细细咀嚼品味佘先生的“春秋笔法”，其具体用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绵里藏针”, 即作者信手拈来某些看似十分普通的现成话，将它们放在特定的场合，起到讽刺抨击的作用。看吧，作者对某些学校的体育课由于请复员军人担任而出现不称职的现象，引用了“晴天一二一，雨天改自习”和“一个哨子两个球，老师学生都自由”顺口溜进行讥刺，既幽默又形象！在谈到教师的待遇时，作者不明说民办教师的待遇低于公办教师、公办教师的待遇低于营业员，只说“时下，如有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则被认为是极为荣耀的事。… … 正如公办教师转行当了营业员，曾被认为是一种提拔。”真是一箭双雕，音在弦外！二是“自相矛盾”，即作者对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弄虚作假者十分不满，但是人们司空见惯，并无察觉。为了留下历史的真实，让后人去评说，佘先生有意识地在《湘中教育志》 里选用一些内容上或常理上互相矛盾的图文。所以，读《湘中教育志》时，如遇此类情况，千万不要误为是作者治学不严。我曾问佘先生：有的学校图照上的校名与文字介绍的校名不一致，是不是个疏忽。佘先生莞尔一笑：“人家校门口要挂那块牌子，只能由他们挂去！不过我只能按教委立案的校名写。这就是尊重历史。”所以，在佘先生的笔下，一切弄作假者都要露出庐山真面目！
    专业性也是《湘中教育志》的一个显著特点。《湘中教了志》 所载人物、事件都是与教育紧密相关的，凡是与教育无关的人和事，佘先生一个也不写，一件也不记。我看过一些地区的教育志，在写教育人物的传记时，都喜欢把人物的仕宦履历详详细细地介绍一番，对教育方面的贡献功绩反倒一言两语敷衍了事。《湘中教育志》则与此相反：对人物的仕宦履历避而不谈，对人物的教育活动和功绩则浓墨重彩、不厌其详地予以介绍。曾国藩等五人的传略，尽管文字都在七八千字左右，但所述内容都与教育息息相关，不相关的地为则很少甚至没有述及。
    《 湘中教育志》 还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史记》 的编次体例。我把两书的体例细细比较了一下，发现在编次体例方面，《湘中教育志》有不少地方乃是《史记》的遗制。例如．《湘中教育志》 的“人物传略”、“人物简介”、“人名录”就与《史记》 的“本纪”、“世家”、“列传”很相似，在等次上就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湘中教育志》的各种统计表、花名册、“教育大事”就与《史记》的“十表”作用相似。当然，由于时代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史记》不可能有《湘中教育志》这样的人物肖像、实物实景和人物活动等能佐证文字真实性的图照。正是由于《湘中教育志》通过这多种体例和各个体例之间的互相配合和相互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庞大结构体系，全面而系统地记述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志书开印之日止的数千年的湘中地方教育发展史，因此它可以称得上是湘中地方一部教育通史，一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方志杰作，方志园苑中一枝芳香四射的奇葩。

我把《湘中教育志》和一些地区的教育志比较了一下，觉得《湘中教育志》在体例、资料、版面等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志书采用了教科书式的章、节编排形式，使用了教科书所常用的说明文体语言，所以教科书的特色浓烈，讲它是一部教科书也未尝不可。在章节安排上，作者史识独具，不囿于俗见，特意立了“厂矿企业办学”和“民办教师”两个章节，这也是它区别于同类教育志的地方。二是资料十分丰富、详尽和系统，其中还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物资料。《湘中教育志》全书120 多万字，涉及的表格数十、图照数百、学校数千、人物数万，然而安排得有条有序，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书中所收载的《上湘毛氏族谱·教育志》、湖南省私立建国中学的圆形反字校印、湖南省私立春元中学的方形篆字校印、1951 年的新化小学教师署期学习会纪念章等罕见的文物资料，都是同类志书所没有的。三是版面清晰，富于变化。全书使用了各号仿宋、楷书、黑体、圆体等十多种字体，主次分明；图表排列组合成各种式样，赏心悦目，给人一种艺术的享受。

当然，《湘中教育志》也并不是十全十美、毫无缺点的。由于作者长期从事教研室工作，经常编写教科书，所以，志书不可避免地带有浓烈的教科书的特色。在我看来，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尤其是语言显得过于平淡简朴而文彩不足。只是这点而言，本书远远不及“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尽管如此，但本书所表现出来的史家风骨和超凡脱俗，则与《史记》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纯粹性也只是相对的，接近真谛的努力永无止境。真正的史料，其历史价值既由时代社会的变异而具有相当性，同时又有着学术意义的某种永久性的素质。它虽然在不同的价值眼光下显示出相异的色彩，但不会改变其自身在既定的时空中的基本构成。所以，我坚信，《湘中教育志》问世后，尽管会见仁见智，毁誊不一，但它的史料价位是永存的，任何人也不能抹煞掉。在我看来，没有超人的胆略，非凡的气魄，刚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要私撰出版象《湘中教育志》这样部l20多万字的鸿篇巨著，是难以做到的。无论如何，这种常人不愿做、不敢做的事，是值得也应该给予肯定和鼓励的。这是一种大胆的、有现实意义的尝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尤其需要这种大无畏的敢作敢为精神。从某种意义说，私撰《湘中教育志》的问世，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佘国纲先生此举为我们今后改革志书的编撰出版做出了榜样，闯出了新路，展示了方向。

记得曾国藩在《宾兴堂记》中说过：“湘中子弟忠义之气，雄毅不可遏抑之风，郁而发之于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将必有震耀寰区”。故此，我殷切地盼望，在地灵人杰、英才辈出的湘中大地，能有更多的有识雄毅之士，象佘国纲先生那样笃志耕耘出更多的类似《湘中教育志》的方志来。

承蒙佘国纲先生不以地位资历取人，准允我数白道黄并予以刊载，自觉荣幸之至！倘若拙文能成为研究《湘中教育志》之发韧，则吾愿足矣！